位于北京城郊的酒厂艺术园，在烈日下燥热而安静。酿造二锅头的废弃厂房，改造成艺术仓库，已经不再飘散酒香，但还常常有人，不厌其烦，大老远驱车前来，去敲那一扇扇紧关着的门。下午起来，穿着汗衫大裤衩的张晓刚，应声出来开门——门外站着六七条人，分属于日本、法国以及中国本土的3家不同媒体记者，礼貌而固执地，要求采访。
这还不是他的最高纪录，最多时，他的工作室里，同时接待过5拨记者。这个少年时害羞、沉默、轻度自闭的画家，现在可以流水作业般，从容应付那些内容相仿的提问。
如果没有这一拨人，这个下午，他本来是要画画的。他常常拿着画笔，走到自己的画前，画几笔，再退开去远看，再走近，画几笔。他测算过，在画板前来回踱步，加起来，每天都有若干公里。
画室的四面，竖着他新画的作品，随着工作室越来越大，他的画也越画越大了，整整一面墙的尺寸，画了5个一字排开的小孩子，他们分别穿着工农商学兵的服饰，满脸成人般的井然、严肃的世故表情，但是一丝不苟的衣冠之下，袒露着他们粉红的、童稚的生殖器。
从去年开始，张晓刚的画在拍卖会上屡创新高，《大家庭》系列中的一幅在苏富比拍到了78万美元，很快，这个纪录又被打破，他的《天安门》，在经过一番激烈竞投之后，被一位神秘买家以1800万港元的价格拍得，而这幅画从他手中被买走时，价格只不过是1000多美金。他的名字很快飚进了全球当代最著名的画家之列，并创下了活着的亚洲画家的拍卖最高纪录。“我的画卖100美元的时候，心里是实实在在的踏实，卖到100万美元的时候，反而感觉很虚幻。这个市场疯掉了。”
与名画家同班
张晓刚4岁开始握住画笔，在机关工作的母亲无暇顾及家中的孩子，怕孩子们出去野，便教几兄弟画画打发时间，最后只有老三张晓刚坚持下来。“小时候害羞，基本上不怎么跟人来往，一个人呆在家，看书，画画，慢慢变成了一种习惯，一种精神寄托，同时，也是一个出口。通过画画，你可以和你创作的人物交流，就不用跟外面的人交流了。”
16岁那年，父亲带他去看望一个画家，张晓刚看着他家中满墙的画，觉得他一定是大师。
正是这位启蒙老师，把欧洲的绘画技法和理念灌输给了张晓刚。“我完全控制不了自己学画的欲望，每天都跑到那位画家家里去学画画，进步飞快。父母都认为我疯掉了。”开学交学费，张晓刚悄悄把书费扣下来，拿去买纸笔，买颜料。这件事情，父亲到现在都不知道。实际上，直到张晓刚的作品在国际上卖出天价之前，很多年，他父母都不知道他在北京干什么。
在张晓刚的印象里，从小到大，他几乎就没有从父母老师那儿得到过表扬，那个教画画的老师虽然认为他是自己最得意的门生，但是也从不说一句赞扬的话。这种艺术上的自卑，在张晓刚考入四川美院以后，被放到了最大。
在云南当了两年知青的张晓刚，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那一年，四川美术学院在云南只有两个招生名额，一个是油画，一个是版画，张晓刚就成了那年云南省惟一一个被四川美院油画系录取的大学生。
“别人跟我说我的人事关系被四川拿走时，我说：‘不可能，我这么差。是不是招生的人弄错了？’”
张晓刚所在的班级，是当时全国美术界的明星班，何多苓、程丛林、罗中立、高小华等，都是他当时的同班同学。初进校时，跑到同学宿舍一看，他就傻眼了，他们画得太好了！“比我临摹的范本都好得多，简直跟国外的画册一样，像何多苓的画，我觉得跟谢洛夫没有什么区别。”他后来坦承，当时的同学里，何多苓、程丛林对他影响最大。
太平间楼上
他们班的同学很快就创作了一批伤痕题材的作品：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高小华的《为什么》、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罗中立的《父亲》都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伤痕绘画的风格和语言主要是学习俄罗斯巡回画派，这与张晓刚从启蒙老师那里学习的欧洲绘画模式有着很大的不同，也与他的天性相左，他试图纠正和模仿，但始终觉得别扭。一年级结束的时候，他写信给哥哥，说：整整一年都没有进步，我想退学。
他想了一个星期，还是觉得太喜欢画画了，不能放弃。
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学校图书馆买入了一些西方现代艺术的画册，张晓刚对这些新书特感兴趣，每天放学都用一个小本临摹印象派作品，开始学习西方现代艺术。再后来，他接触到星星画展的领头人马德升、王克平，当时还看不懂的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把张晓刚弄得很兴奋，他发现除了苏联式的绘画语言之外，原来大有另外的道路可以走。
临毕业创作时，他去四川阿坝藏族地区体验生活，回来后画了一批藏族题材的创作稿。当时毕业创作需要经学校审稿批准，通过以后，才发给画布、画框和颜料。结果张晓刚的草稿没通过，学校认为，他的风格太粗野。没有材料，张晓刚最后把画画在了牛皮纸上，在川美成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件。
不久，时任《美术》杂志编辑的栗宪庭来四川组稿、找新人。开会时，栗宪庭说了句，“除了别人的，张晓刚的这批也不错。”就因为老栗这句话，学校通过了张晓刚的毕业创作。直到现在，张晓刚还很感激当年的这位伯乐——当期的《美术》发表了罗中立和张晓刚的作品，评价张晓刚有“近乎凡高的情绪”。这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他的艺术自信。
毕业离开校园，张晓刚回到老家云南昆明，与毛旭辉、潘德海、叶永青来往密切，“85新潮美术运动”兴起后，他们成立了“西南艺术研究群体”，成为“新潮美术”的创作骨干，主张在理性主义之外寻找神秘而原始的生命诉求。
张晓刚在地方歌舞团做过几年舞美，“白天看很艳俗的东西，晚上画一些恐怖的魔鬼”。后来又转到四川美院任教，“四川美院盛行的是乡土艺术，只有我和叶永青两个人喜欢现代艺术，学校对我们的作品不感兴趣，校领导还劝年轻教师不要跟我们来往。”
有几年他几乎是泡在了酒桶里，“每个星期大醉一场，小醉两场。82年，83年，两年的时间，一直过那样的生活。”喝得胃出血，被送到医院，住了两个月，他病房的楼下，是太平间。
这也许是他第一次触摸到死亡。他要求医生让他看看人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医生同意了。
这段经历，后来被许多媒体渲染成了他青年时代的一次濒死体验，“生死关头是一个体验，不是说我的身体到了要死掉的程度，只是又年轻，又有幻想，读的书又比较多，受的毒害比较深，加上身体不好，想的问题就比较大，比如死亡，比如宗教。”那段时间，他陆续画了一批阴暗、晦涩的作品：肢解的手，残缺的躯体，疑似人脑或羊肠的不明物体软塌塌地堆成一团，而上帝的头颅漂在水面上……
“出院以后我在门上贴了一张字条，‘养病期间，概不会客’。我开始画一些跟死亡有关的题材，精神上又孤独又骄傲，觉得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和周围已经有了距离，没办法跟别人沟通。我们那帮人基本上都是过这种分裂的生活，是一帮让人头疼的愤怒青年。”
血缘牢不可破，家庭不堪一击
1993年秋，张晓刚从北京回到昆明老家，重新思考他在绘画风格上应该作出的改变。他发现了一套家藏的老照片，大时代背景下的小家庭，是不是可以作为一系列以“文革”为背景的创作素材？
在逐渐摸索中他找到了一条自己的路，那一瞬间，他感觉到，“要出东西了”，似乎是某种更为强大的意志抓住他作为一件表达的工具。为了达到想要的效果，他花了两年时间专门研究技法，把背景降到最低，把色彩降到最低，把一切学院教给他的东西降到最低。
他发现他是给自己找了个苦差使——按照他的画法，每一幅画他都必须画三到四遍以上，一层干了，画另一层。“我是一个追求原作感的画家，我一定要让人看了我的原作，觉得看印刷品不过瘾。”
张晓刚似乎永远也画不出阳光明媚的画来，他甚至不会画微笑的人，只画过一对微笑着的情人，但画这幅画的过程让他无比别扭。他的性格决定了他的艺术作品永远是阴性和忧郁的。后来的《血缘大家庭》系列、《同志》以及《记忆与失忆》等系列，无一不是阴性气质贯穿始终。那些似乎是斑驳老照片中的人物，拥有被时代整齐划一了的外型、衣着和表情，那些单眼皮的眼睛，眼仁微微凸起，冷漠而警觉，神态游移。
“我就像家里的一个多余的人，他们根本不需要我。下乡的时候，临走前，我爸给我哥10元，只给我5元，哥哥分一些钱给我，我爸还跟他说：‘别给他，他又会乱花。’我每次从乡下回家，一定要背一袋米回来，快吃完的时候，我爸就会跟我说：‘米吃完了，你该走了。’如果我不带口粮回去，他会说：‘我们怎么养得起你？’所以，我从小就没有家的感觉，下乡让我精神愉快，我觉得我自由了，能够靠劳动挣钱养活自己，离家越远越好。”
曾经有一个法国人对张晓刚说，感觉他是一个“卡夫卡式的艺术家”，张晓刚问他为什么，法国人掰着手指给出了几点理由：比较关注私密性；向内，相对地封闭自己；关注的都是个人的感觉，而且是不太正常的感觉；都有幻想的成分；都是日记式的表述方式，写什么都是我我我，而不是他他他。“我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而且我也很喜欢卡夫卡。”
1999年与唐蕾离婚后，他拎了个包从成都来到北京，41岁换个城市重新租房过单身汉的生活。上午睡觉，下午画画，晚上跟朋友们碰面、喝酒。之后的8年里，他搬了好几次家，还是没找到扎根北京的感觉，他说：我是一条野狗。
一次在重庆，他跟方力均、王广义一起办讲座，学生问他，对血缘和家庭怎么看，他脱口而出：血缘牢不可破，家庭不堪一击。
是的，掌握了血缘与家庭，就掌握了张晓刚的主线。他的画里永远都有父母隐约浮现的面孔，他的工作室里贴着女儿欢欢从小到大的照片，她是他刚开始画婴儿的模特，只是她自己不知道。女儿13岁出画册《家有小狗》，他欢喜地为她写序言，并暗自得意孩子继承了他的禀赋。他办公桌上的烟缸，是一只张开的大手，每个手指头上都刻着不同表情的人脸。女儿小的时候，他常把自己的手指头画上哭笑各异的人脸，他的大手就成了女儿的玩具。
“女儿有心，她还记得。”女儿大了，看见这样的烟缸，忆起儿时的游戏，就买下来，送给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