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一般玩家不同的是，他不但能玩，也能写，他玩物并研物。井市大俗的“雕虫小技”，到了他这儿却玩成了大雅，玩出了文化，玩出了一门“世纪绝学”。
衣着随随便便，为人朴朴实实，谈吐随随和和，走在大街上就像随处可见的心宽体胖的大师傅，绝想不到他是鼎鼎有名的收藏家、文物鉴赏家。这就是大玩家王世襄。但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是，他竟使井市的“雕虫小技”登上了“大雅之堂”，不经意间“玩”出了一片新天地。
去年12月3日，王世襄从专门来华的荷兰王国约翰·佛利苏王子手中，接过旨在鼓励全球艺术家和思想家进行交流的荷兰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作为荷兰享有极高声望的文化奖项，克劳斯亲王奖每年颁发一次，其中最高荣誉奖一人，荣誉奖10人。王世襄是获得最高荣誉奖的第一位中国人。
这一年，该奖的主题是“工艺的生存与创新”，所关注的是对传统工艺和手工制品的改进，把最高荣誉奖颁发给王世襄，是为了表彰他“对中国工艺的专业与创新性的研究”。克劳斯亲王文化与发展基金会会长安克·尼荷芙女士说，王世襄专长于对中国家具设计、技术和历史的研究，创造了独一无二的收藏，他的收藏使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手工艺者和学者得到鼓舞。
自称为“琴奴”的大玩家
2003年秋天，王世襄相依为命、患难与共几近60年的夫人袁荃猷，因病于10月29日故去，留下他孤独地面对窗外枯叶飘落。也在这个秋天，世界著名的文化奖项之一———荷兰克劳斯亲王奖，在10月宣布，将最高荣誉奖颁发给他，奖金为10万欧元。
王世襄对获得此项殊荣感到高兴，他认为自己60年来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妻子袁荃猷的支持。王世襄说：“尽管妻子不幸刚刚过世，但她已经知道我将荣获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她十分赞成我将全部奖金捐给希望工程，并建立一所‘中国－荷兰友好小学’。”
2003年11月26日，中国嘉德拍卖有限公司开槌的“俪松居长物———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国艺术品”专场可谓气势如虹、亮点频频。专场所展示的古琴、铜炉、佛像、家具、竹木雕刻、匏器等皆为王世襄、袁荃猷夫妇倾半生精力孜孜以求，精心选择的文物精品。王世襄老先生为何要拍卖自己几十年的收藏。据黄苗子先生透露，王世襄说：“俪松居的珍藏，也应有个更适合的安排，使之能发挥多一点社会文化效益了。”也许这就是王世襄为何要筹办这场拍卖会的原因。
王世襄在收藏这些藏品时，既无显赫的社会地位，又无雄厚的资金支持，全凭自己的学识与眼力，点点滴滴集腋成裘，其间付出的心血与精力非“甘苦”二字可以道出。这些藏品不称王世襄收藏，而称俪松居收藏，这里又蕴含了王世襄、袁荃猷夫妻之间相濡以沫的深厚情感，毕竟这些藏品都为王世襄夫妇的喜爱之物，不论其贵贱。如所藏唐“大圣遗音”伏羲式琴等唐、宋、元、明古琴，皆因袁荃猷善抚古琴。袁荃猷14岁即师从汪孟舒先生学琴，造诣极高，后又经古琴国手管平先生亲授，琴艺更为精进。袁荃猷弹琴，王世襄则为其服务，自称“琴奴”。后见一铜炉本无出奇之处，唯其底款方印为“琴友”二字，王世襄便欣然收藏，足见先生内心之细腻和对妻子的深情。
“大圣遗音”伏羲式古琴以250万元底价起拍，一位买家立即报出了600万元的价格，经过几个回合的竞争，买家以891万元的价格拿下此琴，创造了中国古琴拍卖世界纪录。据介绍，“大圣遗音”琴原为北京著名琴家锡宝臣先生所藏，1948年，王世襄、袁荃猷夫妇以饰物3件及日本版《唐宋元明名画大观》，再加翠戒3枚换得。
王世襄学识渊博，极富才情，其文章诗词通畅晓达而富有哲理，同时又真情毕露，令人过目难忘。王世襄对藏品观察之敏锐、鉴别之精妙、取舍之独到为世人所公认。中国嘉德所拍之俪松居藏品几乎每件都有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动人经历，王世襄把它们一一著录于《自珍集》中，取敝帚自珍之意，将其中故事娓娓道来，令读者观之心动。《自珍集》既开启了文物图录的一种独特的全新面貌，也为藏品被世人所认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收藏家说，俪松居藏品如到了常人手中，如无《自珍集》的诠释，其市场表现定会大打折扣。当然，收藏家们收藏的还有一份王世襄、袁荃猷在文物界、收藏界特有的人格魅力。
俪松居藏品拍卖的大获全胜令收藏界兴奋不已。2004年初，中国嘉德举办迎春书画专场拍卖，图录中将王世襄的另外一部分书画藏品标以俪松居所藏。王世襄不悦而断然将参拍藏品全部撤拍。这批参拍书画本不乏高其佩、金农、李鱼单、陈曾寿诸名家作品，何以不得进入俪松居？王世襄认为，这些书画只是家藏之物，但不符合俪松居的收藏品位，断不可与俪松居藏品相混淆。王世襄对自家藏品分类的认真与执著，充分显示了其性情。
玩物成家
王世襄出生于1914年。此时，父亲任职外交部条约司，勤奋工作之余喜逛古玩店，买些残缺的古瓷标本。母亲娴雅高贵，持家之外，寄情绘事。王世襄就在这样温馨的家庭里度过了婴幼时期。小时候，家中有私塾老师教古汉语、经、史和诗词等。王世襄喜欢的是诗词，对其他学科不太感兴趣。后来，父亲又专门送他到北京干面胡同美国人为他们子弟办的学校去读书。王世襄从三年级开始，一直到高中毕业，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使人误以为他是在国外长大的。他说：“从小学英语，讲得流利。每天从学校回家后，家里给我请最好的古汉语老师，学什么经学、史学、小学、音韵等，我学不进去，只喜欢古诗词，连历史我也没好好学。”
不过，优越的环境和年少好奇好动的性格，使王世襄特别喜欢和京城诸多玩家交游，展露出“燕市少年”的特有风貌。晚年的王世襄曾自嘲：“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怀鸣虫……挈狗捉獾，皆乐之不疲。而养鸽飞放，更是不受节令限制的常年癖好。”
他在燕京大学文学院读书时，还有臂上架着大鹰或怀里揣着蝈蝈到学校上课的惊人之举。他的玩家派头被同学视为荒诞不经，邓之诚在燕大算是名教授，老先生讲中国历史正兴致勃勃，忽听一阵“嘟嘟”的蝈蝈声，同学哄堂大笑，敢情王世襄揣着蝈蝈葫芦进了教室，惹得邓先生恼怒起来，把他请出教室。当时在燕京大学教书的洪煨莲教授把这个有精力但又“不务正业”的学生称为“未知数”。及待1948年王世襄由故宫博物院指派，赴美国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奖金时，洪煨莲对他的印象稍有转变，直到1980年王世襄带着一大摞著作再专程去波士顿晋谒老师时，洪老对他才另眼相看。
早在少儿时期，在父母营造的宁静而闲适的家庭氛围里，王世襄快活自在。京城的各类传统玩意儿，除了京剧、养鸟这两项他没有“深情投入”，其余杂七杂八的玩意儿都玩得有板有眼。他曾趣味盎然地回忆：“犹忆就读北京美侨小学，一连数周英文作文，篇篇言鸽。教师怒而掷还作业，叱曰：‘汝今后如不改换题目，不论写得好坏，一律P（即poor）！’”由此可见，王世襄当时对养鸽入迷到什么程度。稍大，他又秋捉蛐蛐，冬养鸣虫，还学会了在葫芦上烫花的技艺。除此之外，他又拜清代善扑营布库（宫廷摔跤的功勋运动员）为师，学习摔跤，还从他们那里学会了只有赳赳武夫才玩的放大鹰和养獾狗……在玩乐中，王世襄结交了京城各阶层玩得有名气的不少朋友。
他玩的东西五花八门，粗算就有蟋蟀、鸽子、大鹰、獾狗、掼交、烹饪、火绘、漆器、竹刻、明式家具等。他玩这些不为消遣，而是真心喜爱。为了得到爱物，他舍得花钱，舍得搭工夫，甚至长途跋涉、餐风饮露亦在所不辞。为了穷究玩物的底里，又与许多平民百姓交朋友，虚心请教。沉潜既久，他于诸般玩技靡不精通，可“家”者就有诗词家、书法家、火绘家、驯鹰家、烹饪家、美食家、美术史家、中国古典音乐史家、文物鉴定家、民俗学家等。
据王世襄夫人袁荃猷曾介绍，在王世襄的诸多爱好中，最喜欢的是鸽子，而居住大杂院无法养鸽子则是他的最大遗憾。一次，王世襄赴郑州参加全国文史馆工作会议。当他流连于金博大广场时，发现当地正在举办观赏鸽大赛，他便兴致十足地走进了鸽群。在这里，他发现了许多久违的名种。鸽子的主人们虽然不知道他的身份，但很快就发现了这位老人与鸽子之间有种天然的亲近。一个年轻人指着一对黑中泛紫的鸽子问王世襄：“您认识它们吗？”“铁牛！”王世襄脱口而出。年轻人激动不已，坚持要将这对几近绝迹的名种送给他。
他玩的东西多半属于民俗，但大俗的东西到了他这儿却玩成了大雅。最可贵的是他能留心玩的学问，与一般玩家不同的是，老人不但能玩，也能写，大凡他玩过的东西，都留下了文字记载和他研究的心得。于是，黄苗子先生说他“玩物成家”，启功先生说他“研物立志”。过去在一般人眼里，架鹰走狗斗蛐蛐是游手好闲的市井之徒所为，经他把这些东西加以描述和总结，这些东西马上升格，一变而成为了文化。他不失为一位玩物并研物的大玩家。可别小瞧这个玩家，正是因为喜欢玩，才活到90岁，不觉得自己老。
文人学庖是一种雅士之乐，自古而今，这种自寻其乐的美食名家一脉相承。善吃、善做、善品评，是王世襄在美食方面的另一半“绝学”。王世襄在圈内被称为“烹调圣手”，为大美食家汪曾祺先生所推崇。京城文化圈内流传甚广的故事，便是王世襄常应好友之邀，身背各色厨具，自行车上装备好原料，亲赴诸好友府上献艺。
据王老自己回忆：“幼年读书之余，我喜欢进厨房去看厨师做莱，那时我家的家厨，多是从各地请来的名师，技术十分高超。在他们的指点下，我常常上灶，煎炒熘炸，样样都行。各帮莱，我都学，做菜的兴趣越来越浓，交了不少厨师朋友。在这些人主灶的饭馆里，我去吃饭或请客，他们都让我自己上灶炒菜。年轻的时候，一次做几桌菜，不以为是难事，反以为是乐事。很多年过去了，不少厨师一直认为我是他们的同行，而并不知道我的真正工作单位是在故宫里。”于是，到亲朋好友的家里，他也总喜欢亲自下厨，露几手“绝活”。
王世襄的拿手菜不少，其中仅香糟菜就有糟熘鱼片、糟煨茭白、糟煨冬笋、糟蛋海参等好几味。此外还有海米烧大葱、雪菜烧黄鱼、火腿菜心、鸡片烧豌豆、糖醋辣白菜、羊油麻豆腐、面包虾……好菜在口味，不在原料贵贱。一次老友聚餐，要求每位现场烹制一菜，有鱼翅，有海参，有大虾，有鲜贝，王世襄做了一个冷门菜：焖葱，结果被大伙儿一抢而空。
他吃出了见识，晚年所写关于美食的文字，亦获美食家们的好评，并曾受邀担任全国烹饪名师技术表演鉴定会特邀顾问。
“老运动员”
1941年，王世襄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获文学硕士学位。抗战期间，曾任中国营造社助理研究员。旋即到故宫博物院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文物清理损失委员会成立，由马衡和梁思成两位先生推荐，“清损会”主任委员杭立武认为王世襄是难得的人才，便派他参加了“清损会”平津地区办公室的工作，职务是助理代表。当时，王世襄正是风华正茂的20多岁小青年，精力充沛，又对文物有浓厚兴趣，所以全身心地投入到清理文物上。他代表国家追还抗战时期被劫夺之文物2000余件，其中宋代马和之《赤壁赋图卷》等皆为国之珍宝。
1948年，王世襄在担任故宫博物院古物科长时，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去美国和加拿大考察博物馆。一年后考察期满，于新中国成立前夕回到故宫博物院任陈列部主任。1953年，王世襄竟莫名其妙地被文物局解雇，幸亏又被中国音乐研究所“收容”下去，一晃就是10年。这10年，他上班搞音乐史，下班还是搞他的文物研究。
1957年戴上一顶“右派”帽子并没有使他气馁。他每天起早贪黑，钻研自称“偏门”的学问。经过几年的潜心研究和艰辛劳动，刻蜡版、油印，整理成册，完成了数十万字的著述：《画学汇编》、《清代匠作则例汇编》、《雕刻集影》等。1962年，王世襄才归队，调回文物局工作，先后任文物博物馆研究员、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1966年，“文革”的风暴席卷之初，王世襄耳闻目睹京城红卫兵“破四旧”的“壮举”，已经预感到家里多年精心收藏的明式家具、佛像、铜器、鸽哨、古籍善本和自己的手稿，都会被划入“四旧”之列，遭到灭顶之灾。王世襄被迫起来“自我革命”。他主动跑到国家文物局，请求来抄家。他心里不愿意与这些朝夕相处的文物分离，但又不忍心看到它们毁在家里。王世襄这种明智的选择使自己的珍品躲过了一劫，并在日后又重新收回了绝大多数的心爱之物。
1969年，已经55岁的王世襄与国家文物局系统的一部分干部和职工一道，被下放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改造”。王世襄回忆说：“我的前大半生是很坎坷的。‘三反’运动中被拘留过，1957年又被划为‘右派’，到‘大革命’（‘文革’）中已是一个‘老运动员’。下放干校之前，我在国家文物局工作，当时身患肺病，医生本不让去，但军宣队坚持非去不可。没办法，只身来到向阳湖，住在四五二高地‘干打垒’的房子……”在这里，牧牛、放鸭、养猪、种菜、插秧……什么活都干过，什么苦也吃过。这时的他，除了头上那副眼镜还透着一丝文化人的痕迹，从神态装束看上去，已经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村野老夫。繁重的劳动、艰苦的生活，不仅没有压垮他，反而使困扰他近20年的肺病居然不治而痊愈。
三年多的干校生活尽管劳动艰苦、生活清贫，但他好玩的天性在这里找到了应有的乐趣。他很快成了养牲口的行家里手。一有闲暇，跟当地老乡学采集野生菇，常漫山遍野采灵芝，挖兰花，还常常跑到干校所在地向阳湖边向渔翁老韩求教打鱼，“未曙出湖，日上而返”，并不影响一天的劳动。
直到1973年夏，王世襄终于回到了北京，还带回不少湖北咸宁的花卉。此时，在注意“影响”的前提下，他把工作的重点放到了《髹饰录解说》的修订上面。
王世襄认为一生中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有两件，第一件事情是日本投降后为人民收回几千件国宝，现在都藏在故宫博物院。第二件事情是文物研究著作《髹饰录解说》的编写。王世襄说：“《髹饰录》是中国现存唯一一本古代漆工专著。但全书文字简略晦涩，且类比失当，所以极难解读。过去此书唯一抄本远在日本，后经曾任北洋政府代总理的著名学者朱启钤先生刊刻印行。他知道我有这方面的志趣，遂将此书交给我诠释解说。”王世襄编写此书前后30年，除写作本身艰难外，又迭遭政治坎坷，但初衷不改，善始善终，于1983年终于正式出版，1998年修订再版。
潜心“偏门”与“冷门”渐渐摸出门道
有人说，王世襄治学的精神凭两股劲：傻劲和狠劲。这是事实，他研究美术史、建筑营造以至明式家具，都以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一钻到底，总要搞出个名堂来才善罢甘休。他做学问不单纯靠书本知识，为了观察漆器实物，他随时注意故宫的藏品，还经常去古玩铺、挂货屋，乃至冷摊僻市搜集漆器标本，越是残件越重视，因为可以看到漆器的胎骨、漆皮及色漆层次等等状况。研究明式家具限于财力，王世襄只好直接与收购破旧杂货家具的旧货摊打交道。他经常冒着严寒或酷暑，骑着自行车奔波于北京的街头巷尾。车后装着一个能承重一两百斤的大货架，架上放着棉绳、麻袋片和大小包袱。遇到明式家具，能买得起的，他便买下，捆在车上带回；买不起的，也要拍照或画下图来。早年在搜集过程中，他的足迹遍至北京方圆几百里，连通州、涿县、保定也时时远征，不肯放过。大年三十，为了或许能从农家买到一件旧家具，他放弃全家吃年夜饭的欢乐，而在乡下睡冷炕，用脱下来的鞋垫在炕沿上做枕头，度过除夕之夜。
然而，全靠独立搜集毕竟有限，每每因为身上带的钱不够而痛失良机。有一次，他在北京通州鼓楼北小巷一个老太太家看到一对杌凳。这是明朝留下来的，无束腰，直根，四足外圆内方，用材粗硕，十分简练朴质，他看了以后非常喜欢。老太太要价20元，王世襄马上掏钱，老太太见他没还价，马上改了口不卖了。两天以后，王世襄路过东四的挂货铺，看见打小鼓的王四坐在这对杌凳上，觉得这回再不能让这对杌凳“跑”了。可那天他恰恰忘带钱包了，王四要价40元，他连定钱也拿不出来。等他带着钱回到挂货铺，杌凳却已经被红桥的梁家买走了。于是，王世襄跑到梁家，想把这对杌凳买回来。谁知梁家兄弟就是不卖。王世襄锲而不舍，一次不行，两次，隔三岔五到梁家买这对杌凳。为了买到手，他不断地加价，历时一年，他跑了二三十次，最后花了400块钱，才从梁氏兄弟手里把它买下来，这价钱正好是当初通州老太太要价的20倍。今天，老先生对这对杌凳当然格外看重，当初买回去又重新拾掇了一番，其图片收录到他的《明式家具珍赏》中。
这样的生活，占尽了他全部假日，也耗尽了他全部积蓄。王世襄搜集家具的狂热，得到了妻子袁荃猷的支持。这位在音乐方面学有专长的贤内助，一心成全丈夫的研究兴趣。丈夫把大部分的钱买了木器，她尽管衣着朴素，生活节俭，有些年手头还拮据，但她全无怨色，而是怡然自得地和丈夫共享从家具研究中得到的乐趣。
少有所好，老有所用，用有所成。这些年来，王世襄潜心于发掘濒于失传的“冷门”学问，他曾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写出了中国第一部有关古代家具的专著《明代家具珍赏》，填补了我国工艺史上一段长时间的空白，更为收藏家或研究者提供了一本不可或缺的参考手册。有人说，他“玩”出了前无先辈系统之论、后无来者可以继承的“世纪绝学”。
玩即学，学亦玩。这就是王世襄的境界。
